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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就送现金即可提现·张家口人冯心的播音生涯及后台有趣的故事

作者:admin

2020-01-09 13:03:25 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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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上播音道路

1951年6月,我初小刚毕业,正要升高年级时,听到了一个“招工”的消息:张家口市府要在全市各小学选拔一批愿意参加工作的学生,充实到各企业工作。那年我16岁,听到这个消息后,立刻报了名。想法很简单:家里生活困难,想早早挣钱贴补家里。6月22日,我被录用到市电信局.当了一名话务员。当时甭提有多高兴了。每月挣70斤小米折合十几块钱,不少啊,我心里想。

工作后,我参加了职工业余学习班,利用工余时间,先把高小课程补齐。在电信局工作7年期间,先后当过话务员、保密员、投递员。1954年还参加了市工人业余话剧团。平时我喜欢朗诵、演话剧,曾在《同甘共苦》一剧饰梁上君,在《高科长礼拜天》一剧中饰高科长。还参加了省文艺汇演,获二等奖。那时.诗朗诵很盛行,我作为市朗诵组的成员,多次和朗诵组其他成员一起到学校、工厂演出,朗诵过高尔基的作品《海燕》等。1958年4月,当我看到《中国青年报》刊登长春电影制片厂在全国招收实习演员的消息后,即和当时在新华书店工作的张冲霄同志(市工人业余话剧团成员)一起报了名。参加考试后,长影译制片车轩(为列宁配音的演员)和马陋夫(为斯继尔德洛夫配音的演员)找我谈话,问我愿意不愿意搞译制片配音?我心想看来当演员的戏不大了,只有当配音演员还有希望。谈话后,他们让我等候通知,准备到长春参加第二次复试。不久,即接到复试通知。可当我到局办公室开介绍信时却被告知:你的档案已经转到市人民广播电台,且已下调令,调电台工作。一听这话,我当时难过极了。几经请求,但无济于事。既然调令已下,作为党员的我也只能服从组织分配了。于是我含着泪给车轩、马陋夫两位老师写信,讲明了不能去复试的原因。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联系。我的朋友张冲宵同志却被录取。从影后,他先后参加了《昆仑铁骑》、《冬梅》、《吉鸿昌》和《冰山上的来客》等多部电影的拍摄。尤其是在《冰山上的来客》中饰演一班长很成功。看到朋友的进步我更后悔莫及,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做了一名电台的播音员。

由于只有小学文化程度,我要做好播音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。于是下决心,从提高文化水平入手。我利用工余时间自学了高中语文.还读了不少中外名著。记得两年间,就读了50多部,阅读能力因此大大提高。我还买了许多工具书,如《戏曲知识辞典》、《宗教辞典》、《语文辞典》、《中国名胜辞典》、《旅游辞典》、《宫廷知识辞典》、《新编法学辞典》、《谚语辞典》和《辞海》等。平日遇到不懂的问题就查辞典,逐步扩大了知识领域。可以说这些无声的老师给了我极大的帮助。此后几十年间,多种辞典不离我手,使我受益匪浅。文化水平提高了,许多播音当中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,播起稿件来自会得心应手。一般说来,稿件看了两遍后,基本上就能把握住播出尺度。可谓熟能生巧,播音也是这样。自此,一干就是几十年。期间.没有机会进专门学校学习深造,也没有受过专门训练。只是在1959年在天津台参加过华北各电台播音座谈会,与会的都是省级电台播音员.从张家口来的我是列席,只有旁听的份儿。在这次会上我认真聆听到了著名播音员齐越、林田、徐力等人的发言,感到很受教育。

除了学习,我还注意加强基本功训练,坚持每天练声,说绕口令,做口部体操。生活上也严格要求自己,不吸烟、不喝酒、忌辛辣。到现在我也烟、酒不沾。平时,每天坚持收听中央台《新闻联播》、《报纸摘要》两档重要节目,这是自定的必修课。因为这两档节目都是由中央台顶尖播音员播出的.对我而言这是好的示范播音。实践告诉我,要当个称职的播音员,办法只有一个:就是多听、多播。正因为如此,我把每次播音都当作二度创作,不小视每一次的实践机会。久而久之,听众慢慢接受我了,认可我了,我经常不断收到听众来信,他们对我的播音给予热情鼓励。

当时提倡工作上要“一专多能”,为了争当多面手.我要求自己:不仅仅是会播音,还必须会采访写作,也应努力学习和掌握一、两种艺术表现形式。于是,我努力学习新闻写作知识。逐步做到了能独立采访、能写多种类别的新闻稿件,能从事新闻稿件的编辑工作。还基本上学会了打快板和说山东快书,光打那两块鸳鸯铜板就练了很长时间。曲艺单弦太难了,我唱时总跑调,始终没学会。

为了学好新闻采访业务,我还订了《新闻业务》杂志。当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的名牌记者如田流、柏生、纪希民、孙世凯的文章经常是我学习的范文。我还参加了温州速记学校开设的速记培训班,通过一年的学习,掌握了速记技能,结业时速记率达到了每分钟150字,大大方便了采访记录。

在播音之余,为了丰富电台文艺节目的内容,我还先后制作了22部电影录音剪辑,其中有《吉鸿昌》、《等到满山红叶时》、《海外赤子》、《永恒的爱情》、《生死恋》、《雷峰》、《大渡河》、《神女峰的迷雾》、《甜蜜的事业》、《爱情的遗产》、《玉色蝴蝶》、《他俩和她俩》、《归心似箭》、《第十个弹孔》、《他们在相爱》、《红牡丹》、《生活的颤音》、《忠诚》、《绝唱》、《残雪》、《好事多磨》、《第二次握手》等这些节目除了在本台播出外还与外台进行交换。

我与《小说连播》节目

我从小就喜欢听评书。在日军统治时期,由于家境贫寒.父亲无力供我念书。他以卖炸豆腐、炸丸子等小买卖养活全家6口人。七八岁时,我就开始帮助父亲干活,擦萝卜、提开水,每天忙活一上午。下午就没事了,我就跑到南市场听书,看变戏法,摔跤什么的。我很喜欢听一个叫赵豫清艺人说的书。他的腿有残疾,只要跟在他屁股后面听书就不要钱,直到散场为止。听得最多的是他说的《雍正剑侠图》、《永庆升平》、《康小八儿》等,听了书,回来晚上给小伙伴们说,他们都很爱听,每天晚上都在电线杆底下等着我。

参加播音工作后,有一次外出参观时,我看到了兄弟台有《小说连播》节目,很受听众欢迎,这对我很有启发。回来时路过北京,立即买了一本小说《敌后武工队》,这部书情节生动,语言通俗,我在火车上就看了半部。说来也巧,回来台长找我商量,为了丰富文艺节目内容.要增加《小说连播》节目,请艺人播讲需要花钱,问我能播不能播?我立刻把我在路上的想法和领导说了,领导听了说,可以试试,先播几回听听。试播时,市委宣传部也来人审听,效果还可以。就这样,在领导鼓励下,我和录音员一块抓紧时间录音。不到一个月就在《小说连播》节目中播出了冯志写的小说《敌后武工队》。没想到大受欢迎,收到不少听众的来信。有的鼓励继续办下去,还热情推荐播出书目,有的指出了不足或错误之处,并提出了改进意见。这一封封来信,大大增强了我继续播出的信心。可这时台内也有人提出:还是请艺人播出,能保证质量。也有的说:播音员播小说是不务正业,出风头,不伦不类。听了这些议论,我一时也有些灰心,有点儿“公公背儿媳——费力不讨好”的感觉。可这部书还没播完,领导又催着准备下一部了。还规定每播出一部都要经过市委宣传部把关。就这样,从1958年开始《小说连播》成为固定的自办节目,从那时至1989年的30多年间除“文革”期间暂停了一段时间外,《小说连播》一直坚持了下来。1989年我退休时,该节目停办了。在这30多年里,我先后播出了《平原枪声》、《烈火金钢》、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、《新儿女英雄传》、《红旗谱》、《战寇图》、《草原烽火》、《林海雪原》、《桥隆飙》、《红岩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青春之歌》、《战斗的青春》、《苦菜花》、《迎春花》以及《小英雄雨来》、《高玉宝》、《小城春秋》、《吕梁英雄传》、《李自成》、《金光大道》、《艳阳天》、《山河志》、《变天记》、《暴风骤雨》、《保卫延安》、《我的一家》、《刘志丹》等小说80多部。在此期间,小说《敌后武工队》的作者冯志曾来信鼓励,小说《林海雪原》的作者曲波寄来了新作《桥隆飙》,小说《变天记》的作者张雷寄来了新作《山河志》……所有这些,都极大地鼓励着自己把《小说连播》办下去,办得更好。其中有的小说如《烈火金钢》、《敌后武工队》、《红旗谱》、《新儿女英雄传》、《林海雪原》、《高玉宝》、《平原枪声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红岩》、《英雄小雨来》、《雷峰的故事》等都播过两遍或三遍(每隔两三年就重播一次)。可以说《小说连播》节目的内容,影响了张家口市的几代人。我播出的部分小说的录音,也和全国不少电台的同类节目进行了交换。曾先后在哈尔滨、白城、太原、佳木斯、贵阳等兄弟电台播出过。

张家口电台的《小说连播》节目,之所以能常播不衰的原因,既在于所选择的小说自身的高质量,又在于演播者声情并茂的艺术表现力。加之那些年代,群众文化生活相对匮乏,文化设施、文化场所远远不能满足群众精神上的需求,这一节目的应时出现,自然就备受欢迎了。尤其在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,谁家有一台收音机都是奢侈品,能装一部简单矿石收音机也能让人羡慕的,多数家庭靠的是安在家里的小喇叭收听广播的。从那时过来的人都记得:每逢《小说连播》节目时间,家里有小喇叭的人静静地在家里听,家里没有接小喇叭就在街头大喇叭下听,无论冬夏寒暑天天如此。

为了满足听众的需要,提高播出艺术水平,我拜访过评书艺人崔正侠老先生,向他学习书扣的设置和人物的刻划,还学会了口技,如大车声、枪声、马嘶鸣声。这在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中都用上了。播出中灵活运用,增强了播出效果。与此同时还向老艺人学习语言技巧,我把评书大家李鑫奎老先生(著名评书演员连丽如老伴贾建国的姐夫)录制的10万余字的译稿《红岩》全部抄下来了。书中对江姐、许云峰、特务徐鹏飞、叛徒甫志高等人都有精彩的刻画和独创的描写。特别注意运用评书形式串连故事,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。我还注意倾听小说作者对播出的意见,曾经到京给《林海雪原》的作者曲波当面播过一段。总结多年来的播出实践,我认为,我是把评书的通俗易懂的语言,揉进了朗读的艺术语言中来。这样就摒弃了那种咬文嚼字的文皱皱的腔调,也避免融于油腔滑调的俗气。加之充分利用了自己的音质音色,去努力表达书中的人物喜怒哀乐,收到了较好的效果。

播小说带来厄运

播了几十部小说后,“文革”开始了。“文革”一开始,这些小说绝大部分都被戴上了“封资修”的帽子,受到了批判。我遭遇了几百张大字报的“围攻”被说成是“封资修”的孝子贤孙。十几个单位的“红卫兵”还抄了我的家,将书装了两麻袋背走了。他们说播出的小说《红旗谱》是歌颂地主阶级,小说《小城春秋》为陶铸立传,《草原烽火》为乌兰夫树碑,《刘志丹》为刘志丹歌功颂德。我被停止了播音,写批判自己的检讨,在整党中落了个“先挂起来再说”的结果。

最后查实,我虽播出了几十部小说,但没有拿过一分钱。遂被定为犯一般性错误,停止了一年半的党籍又恢复了。抄家时拿走的书也还了我一少半,但还是要我烧掉。我只把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李白诗选》等几本书挑了留下,其余的都没有要。

后台故事拾零

几十年播音工作中,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。虽然年代久远了,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很有意思。

袜子丢了 播音员每天三次播音节目,轮流值班,绝对不允许迟到、误播。所以在工作中格外小心.尤其是早晨第一次播音。冬季6:20分播音开始,6:30分转播中央台《报纸摘要》节目,我害怕迟到,每天早早睡觉还准备了两个闹钟。5:40分响一次铃,6:00再响一次。有一次两回铃响都没有醒来,离播音还有十多分钟时,忽然醒了。急忙心急火燎地蹬上棉裤,拿上棉衣.把袜子装进衣袋,骑车一路狂奔。进到播音室。开始曲已响,喘息未定,就开始预告节目。6:30分转上中央台,才松了口气,幸好没有误了播音。此时才开始整理衣服,发现袜子丢了一只,于是骑车顺来时路寻找才找到。有了这次教训,我更注意了。凡是值早班,第一次播音.哪怕半夜醒来也不敢再睡了。我爱人为了我睡好觉,负责给我看表叫班。就这样几十年间从来没迟到。

稿子掉进了尿池 早晨播本市《报纸摘要》用的稿都是没印出来的报纸大样。从拿到大样到播出,也就只有看两遍的时间。有一次拿到稿子就去厕所,不小心腋下夹的稿子掉进了尿池,把稿子弄湿了,取出后也没有时间考虑别的。此节目分别由男女播音员二人分播,我当时把稿子分了后,搭播小武问:“怎么湿了?”“快准备稿吧!”等到这次节目播完了,我才告诉她赶快去洗洗手,稿子掉进尿池了,气得她大叫起来。

耗子爬上了播音台 一天中午,播音员小武正在播天气预报,忽然一只小老鼠爬上了播音台,她大惊失色,可此时正在直播,她又不能离开。小老鼠成心跟她作对,在话筒前一动不动。她播一段预报后就把话筒闸关掉向外面喊:“来人哪,快来人!”接着又马上打开话筒继续往下播。我听到喊声冲进去后,小武急忙关掉话筒:“这里有耗子!你来播吧!”说罢,急忙走出播音室。我播完天气预报出来。小武还愣在那里,吓得连饭也吃不下去。过后才知道,老鼠是从机房通向播音室的线槽沟钻进来的。虽然事先为了防止老鼠咬坏电线,在线槽里装满了六六六粉。但时间长了,对老鼠不起作用,经常钻来钻去。

冯心赔我煤坯 有一年,刚下过一场大雨,住在沙河路的一位老太太,气冲冲地找到电台领导,吵嚷着:“让冯心赔我煤坯!”说得领导一头雾水。经过了解才知道,事情是这样的:那天早晨我播天气预报时,说的是晴天,老太太听了我的预报,就放心地抹了几十块煤坯(那时大部分家里都烧煤坯、煤球),没想到下午一场大雨来临,把抹好的煤坯冲了尽光(在马路边抹的)。老太太心疼的不得了,找到电台向我“问罪”。最后只得帮老太太又买了几百斤煤末了事。(当时买煤是凭证定量供应的)老太太还嘱咐我:“以后播天气预报别胡说八道了。”弄得我哭笑不得。

模仿书记的声音 有一次,毛主席又发表了“最新指示”。“文革”中每遇到发表“最新指示”,市里都要召开几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。这次依然由地委书记宣读“最新指示”并由电台负责大会实况转播。可散会后,我在审听录音时,发现书记宣读时漏掉“基本”两个字,这可非同小可。“最新指示”漏掉了字,那是绝对不允许的。怎么办?补录来不及了,马上就要播出了,编辑当时一筹莫展。这位书记说话有特点,声音细尖。是从舌尖靠后发音。我说:“我来试试,能不能补上基本两个字。”所谓补录就是在一句话中补上漏掉的字,要求极严,声音速度要一致。弄得不好会把后面的字消掉,风险很大。没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好冒险了。我和录音师武万路小心翼翼地配合着.结果补得很合适,虽然不能说是天衣无缝,但不告诉你是听不出来的。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下了,实况转播按时进行。

播错了一个字 有一年毛主席诗词:“水调歌头·游泳”公开发表。全国各报都在一版头条位置予以刊登。早晨播《报纸摘要》时头条消息就是这首诗词。播的是报纸大样。词中有一句是:“子在川上曰,逝者如斯夫。”我看了两遍就播出,结果把“子在川上曰”的“曰”字念成“日”了。其错的成因在于我知识浅薄再加上想当然。当时,总编室监听人也没听出来,下来一对照报纸,才发现播错了,可已无法挽回了。这件事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和自以为是的毛病。接受了这次教训,字典从没有离开过我。

在地板下面播音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,全地区党政军民在五一广场召开追悼大会。几万人的大会场,需要搭主席台,电台还要转播实况。当时,电台领导的要求是播音员既不能露面,还要能及时与机务人员联系。于是我和女播音员赵红杰就钻到了台板下面,在—个小凳上放着话筒,蹲在地上播音。播音同时,还要通过台板缝隙观察台上的动静,随时保持和工作人员的联系。我和赵红杰怀着悲痛的心情,将二千多字的稿子,一字不错的直播了出去,参加大会的人那里知道,我们是蹲在台板下面播音呢。

“这里是张家口人民广播电台” 大约是在1961年,几月几日几时记不清了。我们突然接到宣传部通知:立即打开无线发射机,不断呼叫——“这里是张家口人民广播电台,这里是张家口人民广播电台!”一直不停地播了一个小时。事情过去好多天才知道,原来是山西省平陆县61名农民兄弟食物中毒,急需飞机空投特种药品进行急救。而我们执行的是为飞机导航的任务。从那年月过来的人大都读过刊登在各家报社上的著名通讯《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》,可张家口人民广播电台也为之尽了一份力的事,却是鲜为人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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